从唐高祖武德五年 （622年）至清光绪三十年 （1904年），1282年间，历代王朝共选拔出有名可考的文状元592名，武状元168名。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则是德州人孙伏伽。
　　孙伏伽 （？-658年），贝州武城 （今山东省武城县）人。生年不详，家事难考。早年考中隋朝进士后即步入仕途。由大理寺史几经升迁，成为京畿万年县 （今陕西西安）法曹，负责审理刑狱，督捕奸盗，查办赃赂。隋亡后，入唐做官。武德元年 （618年），针对隋朝灭亡的教训，孙伏伽以三事上谏唐高祖李渊：其一， “天子有争臣，虽无道不失天下。” “子不可不诤于父，臣不可不诤于君”，隋朝灭亡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 “不闻其过” “君不受谏”，希望圣上 “开直言之路，选贤任能，赏罚得中。”其二， “百戏散乐，本非正声。”隋炀帝贪图安逸享乐，官场淫风四起，所以败亡。 《论语》言： “放郑声，远佞人”，又言：“乐则 《韶》舞”。近来朝廷热衷于 “散妓”游戏，请并废之。其三， “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隋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是皇帝身边充斥着奸佞之臣。希望陛下 “妙选贤才，以为皇太子僚友”，让皇太子远离那些 “好奢华驰猎驭射，专作慢游狗马、声色歌舞之人。”孙伏伽的奏疏 “至诚慷慨，词义恳切，指陈得失，无所回避”。这是唐朝建立以来的第一份疏谏，高祖阅后大喜，把他的上书传阅群臣，任其为治书侍御史，并赐帛三百匹。
　　当时，唐朝初立，战事频仍， “军国多事，赋敛繁重”，于是孙伏伽 “屡奏请改革”，又请设 “谏官”一职，均为高祖采纳。武德二年 （619年），高祖对宰相裴寂说： “隋末无道，上下相蒙，主则骄矜，臣惟谄佞。上不闻过，下不尽忠，至使社稷倾危，身死匹夫之手。朕拨乱反正，志在安人，平乱任武臣，守成委文吏，庶得各展器能，以匡不逮。……孙伏伽可谓诚直。余人犹踵弊风，俯首而已，岂朕所望哉！”。
　　唐朝平定王世充、窦建德后，曾大赦天下，但不久又 “责其党与，并令配迁”，要把王世充、窦建德的部下流放偏远地区，由此引起中原、河北人心惶惶。针对朝廷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，孙伏伽马上上表谏曰： “臣闻王言无戏，自古格言；去食存信，闻诸旧典。故《书》云： ‘尔无不信，朕不食言。’又 《论语》云： ‘一言出口，驷不及舌。’以此而论，言之出口，不可不慎。……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，赦后乃欲迁之？……今四方既定，设法须与人共之。但法者，陛下自作之，还须守之，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。……赏罚之行，达乎贵贱，圣人制法，无限亲疏。”高祖接受其劝谏，取消了发配王窦余党的命令，从而安定了中原、河北民心。
　　唐朝建立后，在选官制度上沿袭了隋炀帝创立的科举制度。武德五年 （622年）冬，孙伏伽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唐朝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进士科考试，主考官是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。在此次录取的14名进士中，孙伏伽名列第一。这是中国科举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个状元。当时，科举制度初创，状元不像后世那么荣耀和受人推重，所以中状元后，他官位并没有升迁，仍做治书侍御史。当时，军粮赋敛十分繁重，孙伏伽多次请求减免。武德九年 （公元626年），孙伏伽弹劾民部尚书裴矩 “苟钓虚名”，而不 “救恤百姓”。由此，唐朝征收赋税由以户为单位改为以人口为单位，使贫苦的农民得到实惠。
　　太宗即位，赐男爵，食邑乐安县，随即转为大理寺少卿 （副官）。贞观元年 （627年）唐太宗经常带大臣出去射猎，孙伏伽及时上书劝止，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赞赏： “卿能言朕失，朕能改之，天下庶有谬乎！”贞观五年（631年）因 “奏囚误失”被免官，不久任刑部郎中。贞观十四年 （641年）拜大理寺卿，成为朝廷重臣。后出为陕州 （今河南三门峡）刺史。唐高宗永徽五年 （654年）因年老辞官，显庆三年 （658年）病逝于家。
　　孙伏伽为人忠直诚恳， 《旧唐书》称赞其“忠纯” “悟主匡失”。其性格宽宏大量，处事从容，荣辱不惊。拜治书侍御史时，自己已从朝中得旨，归家后却秘而不宣，待朝廷制文到来，合家狂喜，而孙伏伽若无其事， “时人称其有量”。